梁启超对私德与公德作了重新思考，他认为道德不论其公德或私德，主体是一样的，作为主体的客体，无论他人的数量多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自我作为主体是同一的。

仁需要从生活日用中体现，那么，仁之方也就不会一成不变。（《论语•述而》） 我或者己，在此可以看作道德自我，欲是道德自我发动的形式，仁则是其要实现的目标。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看来，恕道最终要归结到一个普遍的基础上方可以成就其推的效果。（《论语•述而》）还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既然，仁不是不变的规定，那么其内涵就是由人在生活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以实例对恕的进一步说明，然而恕却不仅止于此。

尽己之性，故能尽人之性。义的精神体现在孔子仁之方中。  中国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正宗，更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 儒家网：关于教师节改期，您不仅先后两次参与联署，并且和令兄郭齐家先生联名上书国务院，呼吁将教师节改期到孔子诞辰日。

孟子的政治哲学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余先生对今天中国大陆的现状十分隔膜，又不肯回来看一看，这是很遗憾的。联合国、美国加州、东南亚一些国家，我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都以孔诞为教师节，为什么中国反不以孔诞为教师节呢？难道就因为台湾地区以孔诞为教师节，我们就偏不吗？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另外，科技与人文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平衡关系，不存在一个代替另外一个。

儒家的理性是具体的理性。不能单靠一边，只恃一‘敬字。

现在全国的教育界，读典的呼声越来越高。现阶段，在中国大陆谋求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果没有官方推动，光靠民间努力，确实还不行。我们不应该抽象地教条化地对待儒家传统。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指出，反方的观点十分幼稚荒谬，本不值一驳。

我们的目的是从古代经史子集不分家的途径，培养一些国学人才，掌握基本的读古籍的方法。儒家强调通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通过六经之教，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来修身，在日用常行之道中，在凡俗的家庭生活中，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在尽伦尽职的社会生活中陶冶心性。总之，要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是本不是末，是体不是用，是根干不是枝叶。选贤与能的主张与制度诉求。

这即来自《弟子规》、《三字经》等。儒学有终极信念的天道、天命一层，儒家知识人有对孔子等圣贤的崇拜。

他强调，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善良之家庭为社会、国家隆盛之本。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澄清亲亲相隐等问题，就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反省，不要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时期等反人性的、鼓励告奸的暴政，儒学与民主政治可以很好的结合。凸显典，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素以文教立国，有深厚的传统。我认为，可以通过民间组织的诸多途径复兴儒学，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唱诗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等家礼，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在城乡有人群的地方办孔子学堂，学习蒙学读物与《四书》等。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合理的私利，强调民生问题，并不一概反对私利，但反对以权谋私。应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珍惜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以及一些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不能因私利而破坏了子孙万代的栖息之地。

今天，儒家文化中大量的普世性的内容，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伦理，仍然是中国现代社会各宗教、文化的底色。正是沿习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式，邓晓芒等学者才会把儒家与现实腐败联系起来，要求儒家对腐败负责。

不仅要做自身修养，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参与政治、社会及各方面的活动，培养年轻一辈人自觉其担当意识，去研读、开发与创造性地转化儒家丰富的思想资源，铺开中国未来的光明道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面临灵根自植与更生的最好形势，我们应秉持儒家的常经、常道，建设性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包括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展开批评。

清末民初，蔡元培先生曾为中学生写修身教材，为到法国去打工的华工写夜校教材，蔡先生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来为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与公民教育服务。这是共识性、公共性的内涵。

先秦的克己、慎独、诚意、三省吾身、存夜气等，宋明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格物穷理、涵养致知、敬义夹持等。这个比你读多少本概论、通论都要好。您所设想的儒教是什么形态？复兴儒教，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郭齐勇：我说可以用儒教，但最好还是用儒学。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

您怎么回应上述批评？ 郭齐勇：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也是万世师表，以孔诞为教师节，理所应当。德主刑辅，以德教为主，强调刑罚的慎重与刑罚的程序化，隐私与私人领域的保护问题等。

受访人简介：郭齐勇，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有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思想根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邓先生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对儒释道毫不讲道理的所谓批判，没有理性，也不讲逻辑，迎合了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对理论、历史、现实缺乏具体分析。

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庄重敬业、不讲信义，不亷洁奉公即是大不孝。如果说儒家所凸显的重人生、重道德的人文精神一定与科学精神不契，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以最招今人误会与咒骂的宋代大儒朱熹为例，他主张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因此朱子的智，既包括对道德的认识，也包括对事物的认识，他不仅在儒家的心性论上有自己的创见，还对天文学、地质学、农学都有贡献。儒学要在当今发挥实际作用，一些合理的思想观念必须参与当代的制度设计、法律实践和规则制定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湖北有位哲学家叫熊十力，我就到校图书馆去遍查熊先生的书。

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比较，这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大问题，需要下功夫谨慎地辨析，这里限于篇幅，只提醒一点，基督教的宽容是以惨烈的战争为代价的，至今仍然强调唯一真神，具有不容置疑的排他性。  儒学复兴，要深入草根民间 儒家网：您一向比较重视儒学的心性内容及心性学价值，但心性的培养或树立是需要路径的，康有为描述的那种狂狷起脚的心性人物甚至心性大师未必适合普通人之心性提升路径，那么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教的心性学说尤其是其教的个体心性之培养、孕育主要诉诸群体化活动与个体化体验共存的寺庙礼乐、宗教仪式这种优势相比，儒家、儒教或现代儒学值得反思什么？儒家或新儒学或儒教能比得过佛教、基督教、回教的魅力吗？ 郭齐勇：钱穆先生讲，心性论是中国学术的大宗纲，外王学（政事治平之学）是中国学术的大厚本。

儒家不主张有一个外在超越的上帝来统治人与世界，只是说人性由天命来，人性善，自尽己性，那么天或上帝就在自己的性分内。但是，它代替学生去嚼馍馍，有一种用老师们嚼过的馍馍喂学生的味道，而没有让学生自己去读原著经典，自己去理会思考。

中国儒释道有对立，但更多是相互宽容、融合，从未发展为宗教战争。将29年的习惯打破，难免给人留下折腾和立法资源浪费的嫌疑。